《当代县域经济》杂志

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，亦是城乡关系最紧密、矛盾最集中的空间场域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交汇点上，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区域协调的成色，更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部根基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多数县域面临产业层级低、要素外流严重、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等结构性困境。当“城乡融合”上升为国家战略，当“绿色发展”成为普遍共识，县域经济亟需跳出传统“追赶型”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，探索一条兼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转型新路。

城乡融合为县域经济重构了空间价值坐标。传统视角下，县域往往被视为城市经济的“腹地”或“附庸”，其功能被简化为原材料供给与劳动力输出。而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，在于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壁垒，促进土地、资本、人才、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，使县域从“被动承接”转向“主动链接”。这一转变意味着，县域经济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在区域分工中的比较优势，不是复制城市的产业形态，而是立足乡土资源、生态禀赋与文化基因，培育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。例如，依托农业多功能性发展精深加工与农旅融合，依托生态资源开发碳汇经济与康养产业，依托在地文化打造IP化消费场景。这种“人无我有、人有我优”的产业重构，正是县域经济韧性之所在。

绿色发展为县域产业升级提供了约束与机遇并存的新赛道。生态脆弱性与发展迫切性在县域空间高度叠合，使得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旧路难以为继。绿色发展并非简单等同于“限制开发”，而是要求县域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边界内，寻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。其关键在于推动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双向发力：一方面，对传统农业、制造业进行绿色化改造，推广节水节地节肥技术，发展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，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与碳排放；另一方面，将县域内优质的空气、水源、森林、田园等生态资产，通过确权、评估、交易等机制转化为可经营、可变现的生态资本。浙江丽水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”试点、福建南平“生态银行”模式，均为县域层面破解“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”提供了鲜活注脚。

机制创新是县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根本保障。当前，县域普遍面临“小马拉大车”的治理困境——财权事权不匹配、规划权限有限、专业人才匮乏。要实现转型，必须在制度供给上寻求突破。其一，完善生态补偿与横向利益协调机制，让为保护生态作出贡献的县域获得合理回报，而非承担发展机会成本；其二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与扩权强县，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资源整合与项目审批自主权，提升其对市场信号的响应效率；其三，构建县域绿色金融体系，引导政策性银行与社会资本投向节能环保、生态农业、清洁能源等领域，缓解绿色项目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此外，数字技术的下沉应用同样至关重要。通过建设县域产业大数据平台，实现生产端、流通端与消费端的精准匹配，能够有效降低绿色产品的交易成本，提升县域经济组织化程度。

归根结底，县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深层动力在于人的现代化。城乡融合不是城市对乡村的“恩赐”，而是城乡居民发展权利的机会均等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、引导城市人才入乡创业、提升基层干部绿色发展治理能力，是比项目引进更为基础性的工程。地方政府应摒弃“速度情结”与“规模冲动”，将考核导向从单纯的经济总量转向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与民生福祉的多元均衡。唯有如此，县域经济才能在城乡融合的时代洪流中找准定位，以绿色为底色，以创新为驱动，绘就一幅产业兴、生态美、百姓富的壮美画卷，为区域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扎实的基层实践样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