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当代县域经济》杂志

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，也是城乡关系最紧密、矛盾最集中的空间载体。当前，中国城镇化率已突破66%，但仍有约5亿人口居住在县域范围内。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，不仅关乎区域平衡，更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色与城乡融合的深度。然而，长期以来，资源要素单向流出的“虹吸效应”导致县域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、人口老龄化、财政薄弱化等结构性困境。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中重新定位县域价值，成为当代县域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。

城乡融合的本质，不是消灭城乡差异，而是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。从土地制度看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已在多地试点，但收益分配机制尚不健全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有限。从人口流动看，县域既面临劳动力外流压力，又迎来“回流创业”机遇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200万，这些“新农人”带来的技术、资本与市场意识，正是县域产业升级的稀缺资源。因此，县域经济政策应着力构建“人地钱”挂钩机制，让进城农民带权离乡、返乡人才有地可用。

县域产业升级的关键，在于跳出“农业只搞种养、工业只搞加工”的传统思维。实践中，一批县域通过“链式思维”实现了跃迁：浙江安吉依托竹资源打造全产业链，从竹制品到竹炭能源、竹材建材，附加值提升数倍；河南兰考将泡桐从乐器原料升级为民族乐器产业集群，占据全国市场三分之一份额。这些案例表明，县域产业升级的路径是依托本地资源禀赋，向精深加工、品牌营销、文旅体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。同时，数字技术的下沉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——直播电商让农产品直连全国大市场，工业互联网平台使县域中小企业能够以低成本接入智能生产体系。但需警惕“数字鸿沟”加剧：目前仍有约40%的行政村未实现5G全覆盖，县域物流成本普遍高于城市20%以上。政策应重点投向县域数字基础设施与冷链物流网络。

绿色发展是县域经济必须坚守的底线，更是后发优势所在。许多县域承担着生态屏障功能，限制开发类县占全国县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。这并非发展“禁区”，而是换道超车的“赛道”。福建武夷山、江西婺源等地经验证明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（如碳汇交易、生态补偿、水权置换）能够将“绿水青山”转化为“金山银山”。县域绿色发展的难点在于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协同——既要用环保标准倒逼传统产业技改，又要培育生态农业、生态旅游、生物医药等新兴业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绿色金融工具在县域的应用仍显不足，绿色信贷占县域贷款总额比例不足10%，亟需创新“生态资产抵押+政府增信”等融资模式。

区域经济政策视角下，县域并非孤立节点，而是城市群、都市圈辐射带动的“毛细血管”。当前，县域发展呈现明显的分化态势：东部沿海县域已进入工业化后期，部分百强县GDP超过中西部地级市；而中西部大量农业县仍面临“吃饭财政”困境。这种分化要求政策从“一刀切”转向“分类施策”。对于大城市周边县域，重点承接产业转移、建设卫星城镇；对于专业功能县，聚焦特色产业培育“单打冠军”；对于农产品主产区县，强化粮食安全责任与利益补偿。同时，跨区域协作机制亟待深化——打破行政边界，推动“飞地经济”利益分享，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县域共建产业园区，实现税收、GDP、就业的多赢。

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落脚点，是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与治理能力。当前，县域教育、医疗资源流失严重，优质师资和医生持续向城市集中。破局之道在于“机制创新”而非“规模扩张”：通过紧密型医共体建设，让县级医院专家下沉乡镇；通过“县管校聘”改革，均衡配置教师资源；通过数字化手段，实现远程诊疗、在线教育全覆盖。此外，县域治理应吸纳多元主体参与，发挥乡贤理事会、农民合作社、社会企业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作用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。

展望未来，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系统性思维：以城乡融合为主线，激活要素市场；以产业升级为引擎，增强内生动力；以绿色转型为底色，厚植生态优势；以分类政策为保障，促进区域协同。当代县域经济研究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，深入田野、扎根实践，为基层探索提供学理支撑。唯有县域振兴，方能夯实大国根基；唯有城乡共荣，才算真正实现现代化。这既是学术研究的使命，也是时代赋予的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