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代县域经济

主管单位:四川省社会科学院

主办单位:四川省社会科学院

编辑出版:《当代县域经济》杂志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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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刊时间:2014年

出 版 地:四川省成都市

出版周期:月刊

期刊语种:中文

期刊开本:16开
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:2095-6371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51-1752/F

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经济绿色转型的路径与机制

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,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枢纽,承载着国家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与经济循环的“毛细血管”双重功能。《当代县域经济》作为深耕这一领域的权威学术平台,始终关注县域经济从“量的积累”向“质的飞跃”转型的核心命题。当前,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,县域经济已不再仅仅是农业与农村的代名词,而是演变为涵盖特色制造、生态文旅、数字农业、绿色能源等多元业态的复合经济空间。然而,在这一转型进程中,如何规避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传统老路,如何在产业升级中嵌入绿色基因,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,成为县域治理者与研究者必须回应的时代之问。

一、县域经济转型的现实困境与深层逻辑

从宏观视角审视,我国县域经济在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,正面临严峻的结构性挑战。一方面,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。许多县域在过去的发展中过度依赖资源开采、低端制造与土地财政,导致生态承载力接近极限,环境治理成本急剧攀升。另一方面,产业同质化与低端锁定现象普遍存在。在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中,部分县域盲目复制发达地区模式,缺乏对本地资源禀赋、文化底蕴和生态优势的深度挖掘,最终陷入“大而不强、全而不优”的困境。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,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打破,土地、资本、人才等关键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仍存在制度性壁垒,导致县域难以形成有效的内生增长动力。

从理论层面看,县域经济的绿色转型绝非简单的“环保达标”或“产业搬迁”,而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的系统性变革。它要求我们重新定义“发展”的内涵——从追求GDP增速转向追求生态福祉与民生幸福的统一,从线性经济模式转向循环经济模式,从城乡分割转向城乡共荣。这种转型的内在逻辑,恰恰与《当代县域经济》所倡导的“理论、政策与实践”三维互动高度契合。

二、城乡融合:破解要素瓶颈的制度钥匙

城乡融合发展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的制度突破口。其核心在于打破“城市-工业”与“农村-农业”的固化分工,推动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与双向流动。具体而言,首先需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。在严守耕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,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、宅基地使用权适度放活等创新机制,将沉睡的农村土地资源转化为绿色产业发展的资本。例如,浙江安吉的“两山银行”模式,通过收储零散生态资源,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整体开发,实现了生态资产的价值量化与增值。

其次,人才要素的回流是县域产业升级的智力支撑。应建立“城市人才入乡”的激励与保障机制,鼓励退休干部、科技人员、返乡大学生参与县域绿色产业创新。同时,依托数字技术构建“远程协同”的新型人才网络,让城市的设计、研发、营销资源能够低成本地服务于县域特色产业。最后,金融资源的配置必须向绿色项目倾斜。县域金融机构应创新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、生态保险等产品,建立基于生态价值的信用评价体系,使“绿水青山”真正成为可评估、可抵押、可交易的金融资产。

三、产业升级:从“要素驱动”到“绿色创新驱动”

县域产业的绿色升级,关键在于找准“比较优势”与“绿色标准”的结合点。这要求县域决策者摒弃“捡到篮里都是菜”的粗放招商思维,转而构建符合本地生态承载力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。对于中西部生态敏感型县域,应重点发展生态农业、林下经济、康养旅游、碳汇交易等“轻资产、高附加值”的绿色产业。例如,云南普洱市通过构建“生态茶园+有机咖啡+民族文化旅游”的复合产业链,成功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品牌溢价。对于东部沿海及城市群周边的县域,则应聚焦于“智造升级”与“循环经济”。通过引入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,改造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流程,推动园区内企业间的能量梯级利用与废弃物资源化,打造零碳或低碳产业园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县域产业升级不能脱离“县域”这一空间尺度。盲目追求“高大上”的高新技术产业,往往因缺乏人才配套与市场支撑而陷入“空中楼阁”。更具现实意义的路径是“专精特新”——围绕某一细分领域深耕细作,形成具有地域标识度的产业集群。比如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、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制造、福建晋江的体育用品,这些县域产业集群的成功,无一不是基于对本地传统手艺、市场网络和工匠精神的现代化改造。

四、绿色发展:生态价值转化的多元机制

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。当前,县域生态价值转化面临的最大瓶颈是“度量难、交易难、变现难”。为此,亟需建立一套科学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。可以借鉴GEP(生态系统生产总值)核算方法,将县域内的森林、湿地、水流、空气等生态要素进行货币化估值,并将其纳入地方绩效考核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。在此基础上,构建区域性生态产品交易平台,推动碳排放权、排污权、用水权、林权等生态权益的公开流转。

此外,应大力推广“生态+”融合模式。例如,在乡村振兴中,将生态保护与乡村旅游、文化创意、自然教育相结合,让本地居民成为生态保护的直接受益者。通过“生态补偿+就业帮扶”“碳汇交易+社区分红”等机制,确保绿色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民,从而激发其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。在此过程中,县域政府需要扮演好“规则制定者”与“服务提供者”的双重角色,既要防止资本“跑马圈地”式的掠夺性开发,也要杜绝“一刀切”式的生态禁入,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。

五、结语:迈向县域经济现代化的新征程

县域兴则国家兴,县域强则国家强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时代背景下,县域经济的绿色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,不仅是经济问题,更是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命题。《当代县域经济》期刊将持续发挥学术引领与智库桥梁作用,汇聚各方智慧,深入探讨县域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、要素市场化配置、生态文明建设、基层治理创新等领域的理论前沿与实践经验。我们坚信,通过制度创新、技术赋能与全民参与,中国县域必将走出一条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