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》杂志

一、引言：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时代回响

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，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，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”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，价格监管与反垄断执法已从单纯的市场秩序维护工具，升格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制度支柱。《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》期刊作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的权威学术平台，始终站在政策研究与执法实践的前沿。当前，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，以数据、算法、平台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要素深刻重塑市场结构，传统价格监管与反垄断规则面临“结构性失灵”的风险。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监管工具的创新与制度弹性的平衡，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。

二、范式挑战：数字经济对传统监管框架的解构

（一）价格监管：从静态合规到动态博弈

传统价格法律法规侧重于对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哄抬物价等显性违法行为的规制，其逻辑基础是“信息对称与理性人假设”。然而，在算法定价、大数据“杀熟”、动态折扣等新型价格行为中，经营者通过机器学习实现对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精准画像，价格歧视从“粗放式”转向“个性化”。现行《价格法》对算法合谋、隐性价格协同等行为的认定标准模糊，导致监管部门面临“发现难、取证难、定性难”的三重困境。例如，平台企业利用统一算法进行“轴辐式”价格协调，其行为外观与独立决策高度相似，传统“意思联络”证明标准几近失效。

（二）反垄断：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再平衡

我国《反垄断法》历经2022年修订，新增“安全港”制度与“轴辐协议”条款，体现了立法者对数字经济特性的回应。但实践中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的“市场份额门槛”在平台多边市场中的适用性存疑——微信、淘宝等超级平台在特定相关市场可能未达传统标准，却具备“守门人”式的市场控制力。此外，经营者集中审查面临“扼杀式并购”的监管盲区：大型平台对初创企业的收购往往低于申报标准，却可能消除潜在竞争。市场监管总局2024年发布的《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》虽引入“交易额”作为补充申报标准，但如何量化“潜在竞争损害”仍缺乏操作细则。

（三）公平竞争审查：从形式合规到实质约束

自2016年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》实施以来，全国累计清理废止各类妨碍统一市场的政策文件超10万件。然而，部分地方政府仍通过“政策洼地”争抢税源，以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变相实施产业补贴。2024年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的出台标志着制度从“软约束”向“硬约束”升级，但审查标准中的“例外规定”适用边界模糊——如何区分“促进创新”与“保护落后产能”，需要更精细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。例如，某地政府以“支持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”为由给予特定企业购车补贴，虽形式上符合“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”例外，实质上却构成对统一市场的分割。

三、制度回应：构建全链条监管新范式

（一）事前合规：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导

面对监管资源的有限性与市场创新的无限性，构建“预防性监管”体系成为必然选择。市场监管总局推行的“反垄断合规指南”已覆盖平台经济、原料药、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，但合规激励机制的匮乏导致企业“纸面合规”现象严重。建议借鉴欧盟《数字市场法》的“守门人”义务清单制度，对超大型平台实施“合规承诺+定期审计”的强制合规义务，将合规成效纳入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竞争评估考量因素。同时，探索“算法备案+压力测试”机制，要求企业提前报备定价算法的核心参数与学习逻辑，监管部门可通过模拟环境预判价格协同风险。

（二）事中执法：从个案威慑到类型化治理

针对数字经济时代违法行为的隐蔽性与传导性，执法范式需从“发现-查处”转向“监测-预警-干预”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建成“全国反垄断执法大数据平台”，整合企业信用信息、投诉举报数据、网络舆情数据，初步实现垄断行为的智能识别。下一步应重点突破“算法合谋”的电子证据固定技术，运用“行为经济学”理论构建价格歧视的消费者损害量化模型。在执法裁量上，建议引入“竞争损害等级”分类制度：对“轴辐协议”等新型垄断协议，适用“效果违法主义”而非“本身违法主义”，给予企业通过“效率抗辩”证明其行为促进消费者福利的机会。

（三）事后修复：从行政处罚到竞争恢复

传统反垄断执法以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为主要手段，但罚款金额往往低于违法收益，难以形成有效威慑。2024年修订的《反垄断法》新增“个人责任条款”，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的自然人处以最高100万元罚款，但仍缺乏“竞争恢复”的制度设计。建议借鉴美国“结构性救济”与“行为性救济”并用的经验：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，对附条件批准的案件设置“独立监督受托人”，确保剥离资产或开放接口等救济措施落地；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，可要求违法企业建立“数据共享池”或“算法透明度报告制度”，从源头消除竞争障碍。

四、展望：迈向竞争法治的中国方案

站在新质生产力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交汇点，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执法正经历从“被动应对”到“主动塑造”的历史性转变。未来的制度优化应聚焦三个维度：一是构建“算法时代”的价格行为规范体系，明确算法定价的透明度义务与消费者同意权；二是完善“守门人”制度的中国版本，在借鉴欧盟经验基础上，充分考虑国内平台企业的发展阶段与竞争格局；三是深化公平竞争审查的“刚性约束”，建立审查结果的司法救济渠道，让市场主体真正享有对歧视性政策的起诉权。

《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》期刊将继续发挥智库桥梁作用，推动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深度对话。正如市场监管总局在2025年工作部署中强调的：“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、效率与公平、活力与秩序的关系”——这既是反垄断执法的核心辩证法